朋友在手机地图上标出咖啡馆坐标时，我盯着那个似曾相识的定位发怔。茶马巷46号——这是当年闲心阁茶馆的位置。电子屏幕上的咖啡店的标识像块塑料补丁，硬生生贴在老城的木纹里。
1998年夏末的暴雨来得突然，我抱着书包冲进这座清代廊院避雨。穿堂风掠过七十二根朱漆廊柱，掀动中堂"闲云野鹤"的匾额下缀着的雨帘。王嬢嬢在柜台后擦拭她的白铜水烟袋，翡翠烟嘴泛着幽光。那是茶馆最后的鼎盛时光，三十六桌茶客的谈笑声在藻井间盘旋，仿佛永远落不到铺满青苔的方砖地上。
现在那方天井里悬吊的不再是雀舌兰花，十二盏LED射灯正对着中央的摄影幕布。转角楼梯新铺的大理石台阶过分光洁，映着穿露背装的准新娘们鱼贯而行。当年的八仙桌被做成复古背景墙，第三桌地上那圈深褐茶渍依然清晰可辨---老杨头总要把破口粗瓷壶底磕出声响才肯开口说书，他泡的那玩意儿一旦渗进去就再也清洗不干净。
他们都不知道这个角落的秘密。第八根立柱离地三尺处，还留着我和阿诚刻的象棋盘。1994年大暑，我们偷偷用削铅笔刀刻下楚河汉界时，守堂的瘸爷忽然拄拐现身。他布满老人斑的手掌摩挲着檀木柱身，忽然回手就给我们一人甩了一个巴掌，我们像是受惊的兔子一样窜出去，一路叫着笑着跑回家。
前年经过翻新后的茶室区，听见两个大学生对着新漆的墙面自拍。"这些做旧的裂纹工艺真有格调。"举着自拍杆的女孩用标准的普通话那么说。我伸手摸着那些裂纹，时光在指腹下粗糙、坚硬而具体，就像是摸到了一个个远去的日子，顽强地从新漆面上长出来。那是气口，通往过去的气口。
东院那株五人合抱的梧桐，去年重见时已被锯得只剩磨盘大的年轮，树桩改装成咖啡桌，树脂浇注的年轮纹路就像是给百岁老人打了玻尿酸。2003年中秋，十二岁的我蹲在虬根间捡白果，老茶客们教我辨认叶脉走向：主纹笔直到头的是滇桐，岔枝回环的是川桐，无论是哪一种，爷爷种，孙子收。
新店主放下水单暂停介绍当季特调："我们保留了很多历史元素。"他指着翻新过的榫卯，下面斗拱和雀替上哆啦 A 梦和海绵宝宝替代了梅兰竹菊，却没留意到檐下燕巢的残痕。那些年惊蛰时分，新燕啁啾和着三弦声，春雷在扫弦时把瓦当中积蓄的雨水轰然炸开。
离店时撞见送咖啡豆的货车。快递小哥把麻袋甩在门口的青石条上，洞洞鞋一脚踩下去无声无息。突然想起王嬢嬢柜台里的那套紫檀算盘，1996年一个深秋黄昏，我见她用凤仙花包染红的指甲飞快拨动紫檀算珠，黄昏的光线里，黝黑的算珠隐约闪着细碎的金光，柜台上一匹隐形的小马轻快地来回在跑。
雨又下了。玻璃幕墙外游动着霓虹色的伞群，当年斜插在门房铜环里的栀子花，大约早已化作泥土，在地下继续护持着这栋老屋最后的轮廓。
和菜头 可能写于 2004-2006 年之间
有好几年不经常出门了，有外地的朋友看了杂志后来问我昆明的“名所”，我一个都答不上来。我22岁那年，选择昆明做为自己的终老之地，像是一桩绝决的婚姻。和一个城市结婚，于是自己就在这大城里安静睡去，相拥蜷缩于一个黑甜的角落，忘记了她曾经的容颜。日子一天天过着，连当初的爱恋都不再想起，只是和她在一起。沙子一颗一颗落下来，我只记得每天起来打早点，处理各种公务，然后下班，然后睡觉。我每天专心致志地处理这些事，忘记了我身在昆明，就像生活里她从来就不存在一样。
有一天，在论坛看到有朋友提到了昆明的老房子。看见这三个字，所有的光影、味道、色彩、声音突然一齐从四面八方汹涌而来。昆明有很多老房子，那些跑马转角楼，那些墙上满是青苔、屋顶上长满青草的老房子，那些残留灰尘、烛光、油烟、蛛网的老房子，那些满墙都是藤蔓、蟋蟀长吟在石缝里的老房子。
并非是我老到已经以忆旧为生，而是因为大海。每个人的头脑里都是一片大海，每天各种念头纷至沓来，大海波涛汹涌，并无宁日。很偶尔的，海面会突然被什么熨得平平整整，连一丝风都没有，月亮朗照下来，一切历历在目。有人说，当两个人陷入热恋，世界都会变成慢动作。当回忆的月光撒下来，世界是凝固的。就在那个地方，一动不动，等待你的目光到来检视这张事无巨细纤毫毕现的巨大照片。
在这张照片的一角是鲁园，鲁园在我中学的校园里。我的中学位于五华山的坡中央，出了学校门就是直通坡底的五一路。放学了可以骑自行车高速冲下去，风灌满了衬衣让人误以为自己就是帆。五一路在以前叫福照街，老昆明人都还那么叫。等他们死完了，世界上就只有五一路了。据我所知，世界上有很多条五一路，但福照街这土里土气的名字却只属于一条街，它已经消失不见了。
福照街在清的时候，是商家云集之地。想来也没有什么好卖的东西，无非是些衣服、茶砖、漆器、盐巴、皮毛，也许还有福寿膏。但我怀疑福寿膏并不能放在街上卖，尽管全国都承认“云土”最好，最好的东西都不应该拿到街上来卖。1988年的时候，学校翻修校园，掘地三尺做地基。在废土里我们发现了很多铜钱，有道光的，有咸丰的。我的一个同学建议我找找有没有康熙通宝，尤其要留意上面少了一笔的，那叫罗汉钱。康熙当年为了平定三藩，熔铜佛为钱，解决军需不足的问题。为了在战后回收重塑金身，在钱上做了记号。我始终没有找到一个缺笔的铜钱，那些铜钱在地下埋了很长时间，都严重锈蚀了。十多年后，我那个同学找到我，约我和当年的同学一起叙旧情，打麻将。我输了三百多的时候，看见他们极为兴奋的表情，才明白他们是三家打我一家。明白了这一点，我的手风突然转好，赢了他们800多。那天我买了单，没要他们支付赌账。以后我们就再没有见过。
鲁园就在我们校园里，从名字上就能知道这是一家鲁姓人家的私家宅第。当我看见它的时候，它早已经变成了教工宿舍，大约挤了二、三十家住户，难得的是每家还有一个小厨房。即使从今天的角度看起来，鲁园也足够宽敞。它分成前后两个院子，我见过的很多老房子里，前院只是略有些意思而已，转过进门就看见的照壁，迫不及待地修起了后院。而鲁园的前院相当宽敞，一共住得下了八家人。我的物理老师住在西北角的一间，送全班的作业过去，他总穿着大短裤站在院中，声如洪钟地吆喝我的名字。我的化学老师家在正南的一间，过去的时候，十有八九她在吃饭。八家人每家一间，吃饭时要不下雨，一般都把桌子抬到院子里吃。我手里拿着作业本，饿得头昏眼花，迎面吹来的是饭菜的香味和二三十个烟囱里飘散的青烟，叫人泪烟朦胧。
后院是给资深一些的教师住的，平常我们不都敢轻易进去。每年学雷锋的时候，学校偶尔会安排我们给老师打扫庭院，我们就能进入神秘的后院。和前院不同，后院是两层的。楼上楼下回廊盘旋往复，类似迷宫。我对一排排窗子很感兴趣，上面雕刻了各种各样的动物和植物。擦干净那些花蕾上的灰尘，隐隐能看见金色透出来。据说，这些门和窗棂都是大理喜洲的木匠雕刻出来的。2000年，我去香格里拉的藏人家做客，看见了那些用整个原木雕出来的巨大神龛，那也是出自喜洲人的手下，最便宜的也在三万上下。这种兴趣维持不了多长时间，因为我们得打闹，在回廊里相互追逐。脚步飞奔在木制的楼板上，咚咚作响，能听见回声。我从狭窄的楼梯上一跃而下，蹲下去的瞬间，我看见柱子的基座是石头，上面是莲花的花瓣。1996年，我在大学里看《阳关灿烂的日子》，看见马小军在军队大院楼梯上跳下来，阳光撒在他身后，我无由来地有些伤感。
等我上了高中，认识了姚骐同学。他们家在五华山下，祖宅。我们初中在一个学校，不在一个班，叫不上名字。高中他从外面的学校上了半学期再转回来，感觉到似是而非。他经常邀请我们到他家去玩，后来我们真的去了。回想起来，之所以不想去多半是对他父亲的畏惧。老爷子是云南画院的副院长，姚钟华先生。姚骐经常和我们说，有一张牛票就是他父亲画的，并经常拿出那张昂首向天的牛来给我们看。在此之前，我们一个艺术家都没接触过，单是一张邮票就已经足够让我们屏息静气。
他们家在文庙直街上，隐藏在一条很窄的小巷里。红色的木门已经开裂，油漆剥落。门上有一个电铃，怎么按都不响。我们以为他是在骗大家，商量很久以后，觉得还是去拍门环，做到我们该做的事。那是一个夏天的午后，铜兽头紧紧咬着门环，鼻孔已经生了铜绿，但是目光却依然凶悍。金属的撞击声很快就消失无声，街道上远远传来车声和人声，那一刻非常安静。鸽哨在天空里盘旋多次，我们终于听到内院里有人声。贴了门缝看去，里面的门正打开，心情一下放松下来，我这时才发觉鼻子贴在木门上很久，闻见了灰尘的味道。
那是一间规模较小的宅院，但和鲁院相比，它只住了一家人。鲁院的人家太多，每家又都建了自己家的附属建筑，感觉是一个繁杂的大院，枝枝蔓蔓的怪物，怎么也感觉不到那是间老房子。到了姚家，穿过中门，站在天井里，我生平第一次看见了云南的跑马转角楼。这房子四四方方，上下两层。二楼的走廊伸出来，由一根根柱子支撑住。在很多年后我想起那房子的布局，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事。房子坐北朝南，两重大门。一楼东厢房是厨房，西厢房是杂物间，厕所在西南角，院子东北角是一口月牙井。自90年代中以后，由于地下水污染，昆明所有水井都关闭了。那口井里，我喝过最后一口昆明的井水。
我以前一直以为井就是在地面上打的一个垂直土洞，在他家终于有了机会仔细观察。令我惊奇的是，原来水井内壁还要砌上一层层的条石。那些条石长满了青苔，下望的时候绿油油一片，延伸下去，最终变成深黑。井水清澈，可以看见水底的碎石。我没有在水里见过白色的日影，也没法和王阳明一样格出“阴中有阳” 的物来。我记得在其他水井里我见过金鱼，金红色的身影在水里游荡。我问他们家为什么不养条鱼在里面，他们打了水给我，那井水真的很凉。想来我在水井边看了很长的时间，是夜我发了个怪梦。梦见我反复被扔进一口井里去，一个女人的声音在我耳边温柔地鼓励我，要我潜下水去，从井底的横洞穿过去。我一直犹豫不肯，因为水里很闷，而且虽然水很清澈，但是我在水里睁开眼睛觉得还是刺痛。那一夜她反复劝我，我一次次潜下水去，但是心存恐惧，每次都无功而返。最后一次，我在水里看见一条金鱼，它就在我的面前游动。它的鳍擦过我的脸，我居然横下一条心跟着它进了横洞，从另外一边钻了出来，那也是一口井。我从水里钻出来，没命地喘气。后来有人和我解释了这个梦，说那是我在回忆我的出生。
夜了，回廊上的灯逐一亮起，是那种绿色铁盘子一样的灯罩。姚家留我们晚饭，吃的是色拉、琼脂和烤面包一类的东西。在中国的庭院里吃西餐，我只记得当时大家都很兴奋。姚太太面带微笑，穿着围裙，给我们传菜。姚先生也和善地看着我们，话很少。当时我没意识到我们是在吃西餐，后来我自己去吃西餐的时候，觉得没一家是西餐。1994年的时候，姚骐在北影导演系念完一年级，他们全家突然移民到美国落山矶去了。在此之前，他们家的老房子给了百货公司做幼儿园。2004年春天，姚先生回昆明参加一次大型写生活动。我在晚报上看见了他，苍老了很多。不过现在我们相遇，他可能也再认不出我来。
2002年的时候，昆明开始出现了很多老房子餐厅，在我居住的街道上就有两家。听说在东寺街上有一家金碧春，也是修在老房子里，菜很贵，且需要预订。在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后门，也有两家。一家叫火车南站，一家叫上河会馆。很多杂志上都有介绍，每天也都人满为患。上河会馆曾经是昆明先锋艺术家的沙龙，二楼上是画廊，有那把著名的剪刀，和那些笑得相当模式化穿中山装的中国人像。严格说起来，它们并非是老房子，而是老旧的欧式建筑。上河会馆最近一次去也发生了变化，那里全改成了川菜，不知道还是不是沙龙。类似的还有西郊的顾园，曾经是军队的疗养院，现在改为餐厅待客。那些房子间架都很高，房间里还有石质的壁炉。顾园旁边就是昆明艺术学院，去吃饭的时候可以看到年轻的女孩子来来往往。
我已经有好些日子不上街了，和朋友吃饭也一样，他们都结了婚，吃饭不再讲究格调。我们只随便找一家饭店，聊天喝酒，然后在23点前各自回家。这样的事现在也越来越少了，因为大家都很忙，嫂子们似乎也不愿意我们经常聚在一起。按照她们的话来说：你们聚在一起只会谈女人，有那时间干点正事不多好？他们就都去干正事了。
所以，外省的朋友问起关于昆明的事来，我总是很尴尬。因为我的确知道的很少，我只满意于他们喜欢我的家乡。至于说他们是来找老房子还是来吃饭，那不是我所关心的问题。我甚至让出了丽江，不打算去那里游玩。我把丽江让给外地的朋友，不去占那一个床位。我想，我生在这里，长在这里，总有时间去的。而且，我相信，我们所要找的，所能感受的，绝对不同。姚骐家移民以后，我再没去过他家的老房子看过，对于我来说，房子没有人住，没有我认识的人住在里面，那只是躯壳，毫无生命可言。
1991年的夏天，我们一群孩子在姚骐家的正房门口打闹。用井里打出的水将光滑的石头地面洗干净，脱了鞋子，说是要练习跆拳道。我飞身而起，在空中转体为侧高踢腿。那一腿又高又飘。但是地面太滑，我的支撑腿在快速转向时失去了平衡，人重重地摔在了地上，滑出去了三、四米。灯光从我头上照下来，光晕模糊不清，四周的哄笑声如同从水底传来，我痛彻心肺。
那是我关于昆明老房子最后的记忆，可能一辈子都会如此鲜明和生动。我看见自己在立柱下的空地上，腾身而起，右腿高抬，极为舒展地侧踢而出。那一刻永远被定格下来，风吹过脚面，有些微凉的感觉，一切都丰满而充实，且恰到好处。而从下一刻开始，就是那无可避免的永恒的衰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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