标准普通话

我从小在军营里长大，军营里天南地北的人都有，为了沟通方便大家都讲普通话---这是通常都能看到的解释。但现在我有一些个人理解，人们选择什么语言，甚至是选择什么发音，都有隐藏的目的。

军营里大家都讲普通话，除了为沟通便利之外，还有一层意思，那就是用这种口音把自己和驻地周围的本地老百姓区分开，是一种身份认同，相关术语是「他们地方上的人」。

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，比如说周立波当年和他的好友闹得不可开交时，我注意到对方在谈话中指称周太太时，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说法：那个妇女。于是在我心中他的出身就一下子变得清晰起来，除了用「妇女」指代「女人」，还可以推断他也会说「配偶」或者「爱人」这样的中文词，或者在谈话习惯性地用姓而不是全名指代某个具体的人。

回到普通话，因为我在那样一个环境里长大，而且从小就和北方的军人尤其是北京人，以及他们的孩子打交道，所以我的普通话很标准。一直到我返回家乡开始上学，我的普通话才一点点被家乡发音同化，带上了云南色彩。因此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对于标准普通话有一种执念，认为人们应该发音正确，咬字清楚才对。就像是某种技能，我给了它一套标准，然后拿着满世界衡量他人。

能讲标准普通话，就是好。普通话带有口音，就是不行，口音越重就越土。

等到我三十五岁以后，在江湖上漂流了很久，见过许多人，聊过许多天，有一次我回想某个人，当他带口音的普通话在我脑海中原音重现，我突然发现这个人因此一下子变得非常立体，非常清晰。从那个时候起，我才开始放弃自己对普通话的执念，开始欣赏起各式各样的口音来。

心态上发生这种转变之后，无论是东北每天喝大力的大力哥，还是广西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老表小哥，我听到他们的非标普通话时，再没有了「需要纠正」、「亟待提高」的念头。反而是通过他们的发音，让我养成了另外一种生活习惯---

既然我对发音如此敏锐，能注意到很多细节，之前我把这种能力浪费在鉴别标准普通话上，现在我利用同样的能力，却用于反推对方的家乡上。在全国各地到处跑的时候，我遇见过形形色色的陌生人，操持着各种各样口音的普通话，然后我每一次都会猜他们是哪里人。

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破冰方式，大部分人都愿意和我聊下去。而且，一旦说到哪里人，一般都会延伸出关于家乡的回忆，或者关于自身经历的回忆。这种能力迅速发展，有几次我能听出对方口音杂糅，明显在地理上差距太大，甚至因此能够猜出他们曾经当兵，或者长期驻外，又或者家里有个天南地北的配偶。

见过那么多活生生的人，听过他们各式各样的普通话，我对标准普通话的执念彻底消失了。包括我自己，和所有云南人一样，一度觉得我们讲的云南话太土，不好听。进而觉得自己的普通话要矫正，即便普通话听起来已经很好了，但自己依然觉得有很多细微处需要训练和打磨，不然容易露出所谓昆明「马街普通话」的马脚。

执念彻底消失之际，我也彻底放弃了录音重放然后纠正发音的念头。

相反的，我增加了我的口音浓度。在北京生活多年之后，我发现这里能讲字正腔圆普通话的人实在太多了，多到和这座城的四四方方、正南正北布局同样乏味。反而是那种带有地方口音的普通话比较有趣，它意味着外来，意味着北漂，也意味着口音背后会有一段精彩的个人故事。相对而言，标准普通话或者北京话的后面，大多是一段雷同的人生，甚至是相互克隆的人生历程。

因此，到了后来我不仅没有去矫正优化我的普通话发音，我反而去学习了很多具有地方特色的普通话发音，甚至学习朋友的家乡话，用他们的家乡话聊天。说有口音的普通话时，人们变得放松而随意。猜测对方的家乡时，人们变得亲切且友善。而当我说对方的家乡话时，快乐就会在空气中直接爆燃。

当语言成为身份，地位的象征时，它就失去了那种和他人交流的乐趣。当语音套上了一套标准时，所谓的正确或者正统其实是在维护身份，维护地位。与此同时，活生生的一个具体的人也就开始消隐，后退到某个所谓的群体之中去了。标准普通话羞辱之所以变成一种流行，不是源于对正确的渴望，而是一种谄媚，一种自我标榜。因为获得身份和地位是极为困难的事情，用手电筒检查身份、地位的周边产品则非常简单，而且容易自我满足。

能够敏锐地分析语音中的细微差别，这是一种个人能力。我的个人经历告诉我，同样是这种能力，用在普通话督查上，会遇见一种生活，而用在和他人交流上，则会遇见另外一种生活。每种生活都是自我选择的结果，那么对于我来说，我很早放弃了拿着手电筒四下巡视，用口音给人排座次的那种选择，我选择了另外一种，迄今为止我过得非常愉快。

生活是自己选的，因果也都是自己种的。

最后，说一点题外话：所有的普通话督查都让我联想起雨果的伟大小说《悲惨世界》，其中有一个警探角色叫做沙威。沙威狂热地维护他所认定的秩序，他所认定的规则，然而与此同时，他对于他自己，也是最为严厉最为酷烈的那一个。每次看到手电筒的灯光乱晃，我就像是通过口音猜家乡一样，忍不住猜测那灯光之后的黑地里，站着怎样的一个灵魂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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